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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西方关于李鸿章出使欧美的漫画
文/羽戈
李鸿章在其时代，虽无世界级影响力，却是世界级名人。在西方设计的世界舞台之上，大清帝国的代言人，非他莫属。这有点矮子里面拔将军的意思，作为被拔高的将军，他则得以与一些真正的将军相提并论。有一个说法，把他和俾斯麦、尤利西斯·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我一直未找到可信的出处，感觉更像是后世的玩笑。俾斯麦是德国的铁血宰相，格兰特是美国的军人总统，倘论才具和功业，李鸿章逊色岂止一筹，能与他们扳手腕的亚洲人，伊藤博文显然更有资格。
不过，李鸿章被称作“东方的俾斯麦”，则属事实，确凿不移（当然，俾斯麦从不曾被称作“西方的李鸿章”，二人之间，高下立判）。1896年，他访问德国，与俾斯麦会面，俾斯麦开玩笑道，法国人并不认为“东方的俾斯麦”是一句恭维话，因为他们讨厌俾斯麦。随后李鸿章来到法国，他迎来的绰号，不是“东方的俾斯麦”，而是“天朝的塔列朗”。
李鸿章与俾斯麦的合影
这个细节，出自边芹《文明的变迁：巴黎1896·寻找李鸿章》一书。这本书记载了两个人的旅行：1896年7月中旬李鸿章在巴黎的旅行，与一百多年后边芹追踪李鸿章的足迹而展开的旅行。这般写法，并不鲜见，譬如贝尔纳·亨利·莱维《美国的迷惘：重寻托克维尔的足迹》与艾玛·拉金《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皆属此中杰作。相形之下，《文明的变迁》的价值，更多在于史料的发掘：它以最细微的笔调，重现了李鸿章在巴黎的短暂行程。这正是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所缺失的一面，此书主要包括“聘俄记”“聘德记”“聘法记”“聘英记”“聘美记”等，以“聘法记”一章为最短。
《文明的变迁：巴黎1896·寻找李鸿章》，边芹著，东方出版社，2017.3
1896年初，李鸿章出访欧美。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外交家，这竟是他第一次离开亚洲，巡游世界。两年前的甲午战争，使他跌落人生的最低谷，如其所云：“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中日交涉期间，俄国介入，向日本施压，迫其退还辽东半岛，于是清朝执政者滋生了联俄的想法。适逢俄国尼古拉二世定于1896年5月加冕，李鸿章应邀参加，一为恭贺，二为谈判。访俄消息一经传出，欧美国家不甘落后，纷纷相邀，由此成就了这场“以两百日，历九万里”的环球旅行。
当时之中西，虽有交流，依旧隔膜。两者之间，似乎相距一道不可逾越的政治与文化鸿沟。基于文明的优越感，西方人打量中国，大都架上了一副有色眼镜。《文明的变迁》提及斌椿，这位第一个跨出国门的清朝官员。1866年，他率使团访问欧洲，第一站便是法国，比李鸿章早了整整三十年。据《费加罗报》（1866年5月31日）报道，法国人对斌椿有些冷淡，因为“斌官人还戴着眼镜，这就让那些在马路上看热闹的人很扫兴”（第79页）。也许在这些法国人看来，以中国的封闭和落伍，本该与眼镜这样的文明物件无缘。不过，当李鸿章在巴黎登场，法国人的优越感终于得到了大大满足，斌椿的眼镜被李鸿章的母鸡所取代，“……对李特使的喝彩，据说不如对最后一辆车上两只白色的下蛋母鸡劲头足”（第33-34页）。在此，相比李鸿章其人，他所携带的母鸡，更适合作为中国的隐喻，更契合法国人的中国想象。
法国人眼中的母鸡，到了英国人那里，换作名犬。相传李鸿章访英期间，收到戈登夫人赠送的一只名贵的小狗（据《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李鸿章曾祭扫戈登墓），翌日致信感谢，其中云：“厚意投下，感激之至。惟是老夫耄矣，于饮食不能多进，所赏珍味，咸欣得沾奇珍，朵颐有幸。”原来这条狗被他吃掉了。其实不难推断，这是编排他的段子：李鸿章一生，一来尽享荣华富贵，二来常与西方人打交道，怎会不知小狗的用途呢？真正值得琢磨的问题在于，谁在编排他，为什么要编排他？显而易见，这个段子依然立足于文明与野蛮之分：孤陋寡闻的野蛮人李鸿章，在文明人面前出尽了洋相。
1896年，李鸿章出使英国
话说回来，如果李鸿章的言行能够满足西方人的优越感，他们则不必聚焦于母鸡，甚至编造段子加以嘲笑。《文明的变迁》翻出了许多旧报纸，根据这些口径不一的报道，大抵可以窥见法国人的矛盾心理：他们以为中国人都是弱小之辈，李鸿章却身材高大，尽管因年迈而驼背，与他们的总统菲利克斯•富尔站在一起，照样旗鼓相当；他们以为中国人都是鄙陋之徒，见到他们的国庆节、阅兵式、埃菲尔铁塔，理当惊慌失措、摧眉折腰，不承想，李鸿章见惯了大阵仗，表现异常淡定，甚至还“带着他永远不变的讥讽的微笑”。
《巴黎回声报》（1896年7月23日）所发表的评论曾有一段李鸿章印象记：“我见到了这位满清中国人，并且好好地打量了他。他的脸上带着一丝丑角的神情——作丑角常常意味着与众不同，在我眼中他就像那个叫历史的神奇大故事中一个奇特的悲剧人物。我以为他那只在大饭店吵得四邻不安的宠物鹦鹉是颇具象征意义的，这鸟生命力强，尖嘴利爪令人生畏，在诡谲、花里胡哨、爱模仿的笨重外表下凶猛顽强，这不就是中国人的写照吗？……这个躲在大大的眼镜后面貌似轻歌剧丑角、鼓着鹦鹉般眼睛的古怪可笑的中国人让我害怕：不是为我们，而是为我们种族的未来……”
能使一个法国人如此不安，足见李鸿章的威力。
1896年，李鸿章出访法国时，法国《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刊登的李鸿章彩色画像
法国人对李鸿章的矛盾心理，最显著的表现，即赠其绰号“天朝的塔列朗”。按《文明的变迁》解释，这是嘲讽李鸿章为叛徒。我则以为，法国人对塔列朗，一向爱恨交织、毁誉参半，以其比拟李鸿章，未必尽是嘲讽，反而体现了一种矛盾性。事实上，李鸿章与塔列朗的相似度，远胜俾斯麦。塔列朗的才干，在同时代的法国人中，也许仅比拿破仑低一档，正属一流人物，不管内政还是外交，都是一把好手；论其德行，则与才干成反比，他以诡诈、善变著称，一生屡经政权更迭，始终屹立不倒，永保高官厚禄，据说他几乎背叛了所效力的每一个政权，故有“叛徒”“变色龙”等骂名（他曾自辩云：“回顾我的一生，我发现，对任何一个党派，在它自暴自弃之前，我从未背弃过它”,并称“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这样的分裂与争议，同样发生在李鸿章身上，所以梁启超才会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与塔列朗还有一点相似之处：纵使都被视为卖国贼，然而对于自己的祖国，他们大抵做到了不离不弃。拿李鸿章来说，出访欧美之时，已经74岁高龄，且遭朝廷冷遇，完全有理由撂挑子，他却决然出行，除了不甘寂寞，更多则是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行前他犹不忘劝勉吴永等送行者：“予此次乃舆榇而行，万里长途，七旬老物，归时安必能与诸君重见？惟望努力前程，各自珍重。”沉痛至极，近乎遗言。
出使前的李鸿章
1896年3月27日（农历二月十四日），怀揣死志的李鸿章，从上海乘坐法国轮船，驶向茫茫未来。虽说他在俄国落入陷阱，“老来失计亲豺虎”（黄遵宪诗），不过在德法英美所见所闻，诸如“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材能”，使他发出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慨。不幸的是，回归故土，他还得面对那一间破屋，重拾裱糊匠的手艺，直至五年之后，为他的祖国耗尽最后一滴血泪。他的死不瞑目，对比塔列朗的寿终正寝，正呈现了二人命运的最大差别，这可以归结为国运，换作《文明的变迁》书中惯用的说法，叫文明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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