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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抄写历史悠久，对于现代人来说也并不陌生。5月5日，“元明间高僧华克勤写经《佛说无量寿经》二卷学术沙龙”在杭州举行。首都图书馆原馆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副会长倪晓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中国古籍研究家翁连溪，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佛教资源与研究中心主任、东京大学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何欢欢，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佛学研究》编辑部主任能仁法师，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史博士潘文勰，艺术史博士、书画鉴定学者颜晓军，萧山图书馆馆长孙勤出席，共同围绕即将亮相永乐春拍的元明间高僧华克勤写经《佛说无量寿经》二卷展开探讨，并从中日文化交流、古籍版本以及佛教思想史等多个角度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在学术沙龙现场，与会嘉宾认为，传统的抄经大部分都是由工匠完成，少见像这部《佛说无量寿经》一样，由僧人署名抄写的经册。不仅如此，对谈中与会嘉宾还指出，僧人克勤是被朱元璋派遣至日本的使节，正是因为其在日活动极为不顺，因此于停留期间发心发愿，抄写下了这部逾17000字的经文，以求“顺心除障，不辱使命”。无论是经册本身，还是抄写者的经历，都十分独特。
在明初外交史上，无逸高僧使团的出使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向为学界所重视。而无逸所写《佛说无量寿经》二卷有确切的时间记录：“洪武五年岁次壬子五月十七吉日”，或可为第一手研究史料。此外，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而言，《佛说无量寿经》二卷有助于了解明代后来“海禁”政策的背景和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方式，成为再现明初中日外交史第一手资料。
“元明间高僧华克勤写经《佛说无量寿经》二卷学术沙龙”现场，沙龙由在艺科技及云杪文化创始人谢晓冬主持。
克勤法师与《佛说无量寿经》
据介绍，《佛说无量寿经》分上下两卷，是明洪武五年（1372）的渡海使僧克勤法师在京都东福寺内所写。克勤无逸俗姓华，明绍兴萧山(今杭州萧山)人，天台宗讲僧，天台宗澄性湛堂的法裔，师从杭州集庆教寺原璞法师。大明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第四次向日本国派出使团以交涉沿海“倭寇”问题，皇帝钧旨特选的两位佛教高僧——克勤无逸和仲猷祖阐为使团主使。
据《明太祖实录》、宋濂等人记载的史料和当时使团在日通信等资料，使团于当年四月二十八日抵达日本博多（今福冈），博多原属南朝怀良亲王，本已建立联系，但此时已被北朝占领，使团一行遂被北朝扣留于圣福寺。担任主使的克勤无逸给延历寺天台座主尊道入道法亲王写去一封密信，之后这封信被转给北朝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使团方获自由。
对于克勤法师渡海、写经的过程，潘文勰介绍说，当时克勤法师与禅僧仲猷祖阐等人奉命作为使节来到日本进行交涉，正值日本南北朝混战时期，出使的过程并不顺利。于是，在停留于日本东福寺期间，法师为祈求顺利而抄写了《佛说无量寿经》二卷，以求“顺心除障，不辱使命”。此后，该经一直保留在东福寺内，直到近代因战乱流传到私人收藏家手中。
至于克勤法师本人，则在日本盘桓两年多的时间后才顺利从博多返航，历时五天回到舟山。六月底，克勤法师抵达南京，参见朱元璋汇报出使日本的经过。朱元璋觉得他不辱使命，于是令其还俗从政，成为山西布政使，这也是克勤法师不太寻常的一点。对此，首都图书馆原馆长倪晓建评价其为僧又为官，且为僧、为官都做到极致。
在明初外交史上，无逸高僧使团这次出使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仅如此，谢晓冬还指出，克勤法师应是元末明初中日交流史上一位著名的人物。在写经传统中，大部分都是职业的抄写者写经，对于高僧大德有名款的写经比较少见。通过克勤法师的墨迹，能据此进一步认识到他在这段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
对于这部经文，翁连溪具体讲解到，经文从形制上看，分五行、每行17字，而这是中国没有的接法。对于这一点，浙江大学教授何欢欢也提到，这在日本一般属于官方格式，再早一点的唐代民间写经一般是19个字，甚至21个字。因此，克勤法师抄写的这部经文虽然是官方的，但也带有一点民间的形制。何欢欢表示，“我们在日本看到大量的写经，也有中国高僧大德在国内抄了之后，再由遣唐使、后来日本的留学僧人自中国带去日本之后，再仿照中国原件自己进行抄经，抄写者基本上都是日本人。但克勤法师的经册例外，是中国的高僧到了日本之后在日本抄写的。”
《佛说无量寿经》
《佛说无量寿经》是中、日净土宗中的重要经典
据能仁法师介绍，《佛说无量寿经》是中、日净土宗中一部很重要的经典。历史上有五个译本，包括后汉、东吴、曹魏，唐代及赵宋，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曹魏时期康僧铠的译本。虽然唐代菩提流支的译本、赵宋法贤所译的《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在一定时间、区域内有所流传，但实际上从思想义理、义辞、内容结构、完整性、简明性及体系性来说，曹魏康僧铠的译本影响更为重大。从译本写经的角度来看，这本《佛说无量寿经》补足了佛教观念史、思想史中很重要的一环，即明初流传的也是曹魏康僧铠的译本，这也再次印证该译本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
何欢欢对克勤法师为何选择抄写《佛说无量寿经》，而不是在佛教界及民间更流行的《金刚经》这一点提出疑问。她认为，抄写任何经典都有目的，并不是随意地选择。在后面的落款或跋文里可以看出，克勤法师是为了祈求佛的庇佑以顺利地完成出使任务而抄写经文，而《佛说无量寿经》作为净土宗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其中核心的内容是阿弥陀佛的“他力信仰”。
对此，何欢欢以净土宗祖师——善导大师的故事为例，对此进一步加以说明。这个故事是净土信仰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也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俗语的来源。因此，何欢欢认为，对于想要祈求阿弥陀佛的保佑，借助佛菩萨的力量来使自己摆脱困境的克勤法师来说，《佛说无量寿经》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她指出，这部写经无论在古籍版本学上，还是在研究思想和信仰方面，都有一定的价值。
活动现场。
颜晓军介绍，抄经历史非常悠久，在版刻佛经、印刷佛经流行前佛经的流传主要是靠抄的。由此也诞生抄经手以及跟抄经有关的抄经体这种书法。版刻佛经广泛流布后，抄经慢慢式微，抄经的人越来越少。
但与此同时，一些文人、士大夫因为各种目的参与到抄经中，比如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董其昌，都有抄经作品留存至今。对于克勤法师的抄写，颜晓军认为其抄写于印刷佛经，而非默写。于是，这部抄写的《佛说无量寿经》也在版刻古籍和书法艺术之间形成了互动。
对于写经传统中的书法风格，他谈到，写经体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是一个相对封闭传承的体系，也有自己的演变过程。在书法史上看到往往是名家的书体，但在下面还有很多没有传记和姓名的抄经手，这些不容易被看见的抄经手才是书法的主体。不同于董其昌以追求书法造诣的目的去抄经，僧人抄经书写是生活中的日常，其中倾注的宏愿使其有别于书法家的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