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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 实习生 李心月
1954年，周裕锴生于四川双流一个书香之家。母亲是小学老师，父亲是中学老师。12岁小学毕业的周裕锴，学校停课。他年纪还小，不能做工。哥哥姐姐出去大串联，都不愿意带他。孤独的周裕锴就在家里看书，一部新华字典也看得津津有味。姐姐跟他说，不要以为小学毕业后，你这辈子就不上学了，以后还是有机会的，现在不能松懈自己。这句话像种子一样种在周裕锴心里。后来他有机会读了初中，然后下乡插队落户。有次在同生产队知青那里得到一卷《北京晚报》的集成册，周裕锴对上面的散文、小说连载产生浓厚兴趣。后来通过一家双流氮肥厂招工，周裕锴离开农村回到城镇，依然自学不辍。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周裕锴朦朦胧胧觉得，真正的转机来了。
虽然跃跃欲试，但一开始周裕锴还真不太敢报考，“毕竟只读到初中，很多知识都没学过。”但是当时厂里面有几个上过大学的大哥大姐，很欣赏他，就鼓励他去报考。周裕锴虽然也自学过数学，但毕竟没上过高中，物理化学知识很欠缺。所以他只能选文科。
周裕锴
此前多年的自学积累还是管用，在恢复高考第一年，周裕锴就考上了川大中文系。哥哥这一年30岁，比周裕锴大7岁，也在同一年考上了大学。哥哥之前上过高中，报考理工科，考上了上海化工学院。跟哥哥同年考上大学的消息传来，全家沐浴在喜悦之中，“尤其是我母亲，特别开心。在此之前，她因为受到迫害，患上精神分裂症。我和我哥哥同时考上大学的消息一传来，她的病情一下就好很多。因为她一直对我愧疚，觉得是她连累了我们。”周裕锴回忆至此，眼泛泪光。
2021年秋天，封面新闻记者走进周裕锴位于成都双流的川大新校区对面的家中。周教授气质清朗，谦和亲切。听他讲述自己的著述、思路，少年往事，成长经历。其中有孤独，有悲伤，也有奋进，有喜悦。周裕锴通过阅读、思考、写作、教学，将过往种种经验融入自己的学术生命，加以整合、升华，收获了值得过的大半生。
周裕锴著作（部分）
“传承传统不光传承知识，更要传承品格”
封面新闻：你从工厂考入川大读书，当时氛围怎么样？
周裕锴：除了读书氛围很浓之外，那时候校园里还有很多文艺演出， 我们班上有很多才子佳人，轮不到我上台。但我们成立了文学社，锦江文学社。我是这个文学社成立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也是文学社诗歌组的组长。我记得第一期内容出来的时候，我骑着自行车带到双流印刷厂去印刷。
封面新闻：我曾经读过您一篇发在2021年第3期《杜甫研究学刊》上的文章——《草堂人日我归来——写于〈杜甫研究学刊〉创刊四十年之际》。其中提到1980年你在四川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读大三。那时的大学本科生，要先后完成学年论文（大三）和毕业论文（大四），才能取得学士学位。杜甫研究专家张志烈老师成了你的大三学年论文导师，之后你就跟着他40多年。在川大读书，有哪些老师对你的治学影响特别大？
周裕锴：当时有很多老师都非常优秀。比如缪钺先生。他对人的那种温文尔雅，特别谦逊，现在很难找到。张永言先生是教汉语史的一位教授。读本科的时候，上他的选修课。他头脑非常清楚，学贯中西，讲课没有废话，开拓了我们的眼界。还有我的研究生导师成善楷教授，他治学严谨，诗词写得非常好。
封面新闻：在你在川大读书的时候，应该有机会见到缪钺先生吧？
周裕锴：那时候在川大读书的时候，我经常去他家拜访。当时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缪钺先生文史兼通，学识渊博。听他说话，如沐春风。他整个人温文尔雅，谦虚有礼，是现在比较难找到的学者品质。他家跟我的导师成善楷先生住得很近。他们两人关系很好，我经常去他们两家。成先生1989年去世的时候，缪先生还写过两首诗专门悼念。
将杜诗视为能引起生命共振的良师益友和灵魂导师之一
封面新闻：1981年4月，成都杜甫学会首届年会在杜甫草堂召开。我在不少学者的回忆文章里看到一些对这次会议的深情回忆。你当时也参加了吧？
周裕锴：那是暮春天气，景色宜人，老中青三代学者，济济一堂。作为初出茅庐的学生，我荣幸地受邀参会，见到很多仰慕已久的知名的老学者，如缪钺、屈守元、杨明照、成善楷、王仲镛、钟树梁、白敦仁、王文才、刘开扬、金启华、叶嘉莹等先生，一时盛况空前。还记得叶嘉莹教授当年声情并茂地讲杜甫《秋兴八首》，讲到“每依北斗望京华”时，竟潸然泪下。这次年会上，我认识不少研究杜甫的学者，也结识了不少杜甫草堂以及《草堂》编辑部的朋友。可以说，跟杜甫草堂的结缘，使我最终义无反顾地走上学术之路。
1982年初，我考取了成善楷先生的研究生，跟随先生读《诗经》和杜诗。成先生的研究和讲义集结成《杜诗笺记》，在巴蜀书社出版。更重要的是，成先生的诗词造诣很高，学杜而得其骨髓，对我影响很大。读研期间，我还在川大历史系旁听缪钺、叶嘉莹先生联袂主讲的唐宋词。这些读书求学的机会，多少都跟草堂的杜甫学会年会有某种机缘。
封面新闻：杜甫和他的诗在国外汉学界很有名。包括英国还做了一个纪录片，把杜甫跟莎士比亚对比，就是把他提升到世界名人的高度。苏东坡与杜甫这两个人物，如果对比起来分析，各自有怎样的特点？
周裕锴：如果单从诗歌成就的角度来看，杜甫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但从社会影响等综合方面来讲，苏轼的影响力更大。因为如果仅仅把苏轼当成一个文学家，有点贬低他。他还是一个思想家，一个政治家，一个经济学家，甚至一个美食家。苏轼就好像是一个大海，无所不包，他不光诗词文章强，还在绘画、书法、博物学、美食等领域有不俗的开创性建树。我参加过苏轼研究的一些专题会议，每一个会议我几乎都能找到一个新鲜的点，写成一篇文章或论文。比如说苏轼的教育思想、苏轼的廉洁思想、苏轼的税收思想、苏轼的法治思想等等。
封面新闻：杜甫虽然不是四川人，但是成都对于杜甫的意义很重大。安史之乱之后杜甫来到成都，他的感觉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杜甫草堂这样的地理空间存在，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文化空间。
周裕锴：是的。四川不是杜甫的家乡，但成都却成为杜甫一生心灵安息的地方。杜甫一生漂泊后，在成都找到他的家，那么杜甫草堂就是一种心灵的安顿之所。杜甫去世这么多年，他的灵魂也就安放在成都。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候就在成都。不管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都在他的诗歌里有体现。杜甫在成都写的诗，快乐、轻松的居多。等他离开成都到了夔州，你会发现杜甫很多诗歌里总是在回忆，包括《秋兴八首》，杜甫似乎只有靠回忆才能够活下去。说到杜甫草堂，虽然现在的保留下来的建筑是清代的，但是它从北宋开始就有遗址，一直在这个空间。历代传承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
封面新闻：杜甫的诗对你影响大吗？
周裕锴：在我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杜诗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我的学术和人生始终具有最重要的潜在影响。我的书斋里，除了仇兆鳌《杜诗详注》，还有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金圣叹《杜诗解》、洪业等编《杜诗引得》（含宋人《九家集注杜诗》）以及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我并不只是把杜诗当作单纯的古典文献，而是将其视为能引起生命共振的良师益友，视为最重要的灵魂导师之一。
缪钺（右二）、叶嘉莹（右一）等
“如果不搞苏轼研究，现在我也不可能做文字禅研究”
封面新闻：您和张志烈、马德富两位一起合作编著的20册《苏轼全集校注》，于2010年6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很受关注。谈谈当时你们校注这本书的情况呢。
周裕锴：我24岁进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大概二十八九岁，那个时候就跟着川大中文系一起搞《苏轼资料汇编》。留校以后，我就被分配参加《苏轼全集校注》。那个时候没有电脑，全是手工，难度很大。不像现在做汇总，因为有电子图书，有检索，而且打字很快。那时候做《苏轼全集校注》确实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我要感谢苏轼。因为这个过程给我的积累，对我学术研究带来很大的帮助。如果不搞苏轼研究，现在我也不可能做文字禅研究。
深受苏轼人格魅力影响
但“对苏轼没有粉丝心态”
封面新闻：你现在是中国苏轼研究会的会长。在研究对象上，苏轼是你的最爱吗？苏轼对您的影响非常大，主要表现在哪里？
周裕锴：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精神支柱。其实我最早是研究黄庭坚，因为我的硕士论文就是黄庭坚。当然黄庭坚也是苏轼的朋友。除了苏轼、黄庭坚，我还非常喜欢杜甫。但是苏轼对我的影响的确挺大，尤其是他人格上的魅力。苏东坡仕途历经艰辛，屡遭迫害，但终不改其乐观的本性。他比其他诗人更多了一份随性及幽默感，他的人格精神所体现出的进取、正直、慈悲与旷达，令人心生敬意。尤其是在我人生遭到较大挫折的时候，那时候我会想，苏东坡遇到那么大的事儿，都可以挺过去，我为什么不可以。而且苏轼的精神世界有两个系统：出世和入世。我不敢说我有两个系统，但我可以做到：教学科研我很认真很积极，不会去躺平，把该做的事做好。但是，去争取个名利什么的，我就无所谓，放得下。我做完事了，至于你们怎么评价，是你们的事，我不在乎。我自己评价自己过关，我睡觉睡得很安稳，这就非常好了。
封面新闻：这就叫“以入世的精神做事，以出世的精神做人”。
周裕锴：有些人跟我说，觉得我这样很吃亏，但我真觉得我没吃亏，我真的很感恩。我做的是我擅长我喜欢的事，而且还有收入，以此为生，这实在是一种幸福。
封面新闻：苏轼在读者群中的人气很高，被称为“万人迷”，有很多粉丝。作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你如何看苏轼这位千古文人？
周裕锴：说到这里我就想“吐槽”了。一些人把苏轼当成了一个明星，对他进行偶像化。我觉得不太好，一旦偶像化，就容易把丰富的完整的客观的东西折叠了。其实苏轼也是个人，他肯定也有他的不足和缺点。我对苏轼没有粉丝心态。
封面新闻：在你看来，苏轼有怎样的缺点？
周裕锴：坦白说，作为政治家，王安石的眼光可能确实比苏轼更高一点。苏轼更多是从人性的角度推行他的主张，但很多时候缺少具体措施。而且，在很长时间里，他对王安石都是讽刺挖苦，没有真正去分析变法的合理之处，有些党派之争、意气用事的成分。直到最后他从黄州贬官回去，路过金陵的时候，王安石已经年老退休，他去拜访王安石。两个人才冰释前嫌。其实，这也不算是什么不足或缺点，只能说也是苏轼的一部分吧。
封面新闻：作为苏轼的研究者，应该多次去到三苏祠。对于那个地方，你感受如何？
周裕锴：由于时间久远，很多都发生了改变。但这个空间依然意义很大，因为那个地址没有变，自然风物也都变化不大。在那里还是可以感受到苏东坡生活过的气息。或许我们经常去的四川人，感受不会那么敏锐了，但是对于外面的人，尤其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感受会非常深刻。我记得有一年，有一个在北大历史系访学的美国学者姜斐德教授到了三苏祠，站在一笼竹子面前，抚摸了竹子很久。她是研究艺术史的，她说到这里才知道，原来墨竹所画的丛竹是真实存在的。以前她只在画上看过，现在是在苏东坡生活过的地方看到的，心情非常激动。也就是说，当时北宋的绘画有很强的写实成份。
周裕锴
受邀撰写《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苏轼篇”
封面新闻：您下一步的研究出版计划是什么？
周裕锴：《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是在中宣部支持指导下，由文化和旅游部委托国家图书馆组织实施的一项国家级重点文化工程，立足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传统文化典籍，从中慎重选择在哲学、文学、历史、科技等各个学术领域具有重大思想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的100部经典著作，对其进行导读、诠释、注解、点评，目的是为了让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活起来。他们已经出版了很多。现在点名要我写苏轼。我其实时间有点来不及，其他任务也很重。但是出版社表示他们愿意等我。这个书，今年年底就交初稿，我已经写了四分之三了。
封面新闻：如果不外出，你每天的日常是怎么安排的？
周裕锴：每天时间都是很不够用。工作大概5个小时后，就读读跟工作无关的“闲书”，玩玩手机。
封面新闻：一般都看什么闲书？
周裕锴：我最喜欢看的比如《世说新语》。在这里面能看到人的德行，看到人性，以及其他好玩的东西。我特别想说的是，这里面有不少属于行为艺术。值得我们注意，不要对名士的狂放不羁，评价太高。有一段时间就我发现，不少人对魏晋风度评价过高。比如阮籍这个人物，不少行为是言行不一致，有虚伪的嫌疑。
封面新闻：现在不少论文或者学术著作，读起来很不流畅。但也有少数学者却能做到表达思想和文采兼备。您怎么看待学者的写作中文学性和思想性之间的关系？
周裕锴：一篇文章或者论文，在准确的基础上，可以偏重于文采有些偏重于义理，就是“义理”、“辞章”、“考据”，当然最好三者都兼有。但确实很多时候在同一本书或者同一本文章里面，很难达到兼备。因为每一篇文章的任务不一样。作为对我个人来说，还是应该具有这三方面。毕竟作为研究文学的人，不能说对文字没有感觉。
封面新闻：作为研究古代文学的专家，您认为研究中国文学的古代传统，最值得当下借鉴的，有哪些精神资源？
周裕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可以说一些个人意见。比如说，现在西方的贵族传统在他们现在的电视剧中有所体现。其实中国古代也有这种精神资源，古人非常讲信用，讲尊严，讲士的气节。 当然，也有不少糟糕的东西，但是糟糕的东西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而且，我觉得我们传承不光耀传承知识，更要传承品格。在当下，我们的社会为啥这么焦虑，就是因为成功的标准太单一，太功利主义。只崇尚成功，而忽略了人的其他精神品质。
周裕锴
建议年轻人多写日记
记录人生汇集成一个时代面貌
封面新闻：就您自己跟学生打交道的感受，现在的年轻人研究学问有哪些特点？有那些值得欣赏的地方，又有哪些值得提醒的地方？
周裕锴：现在的年轻学子或者年轻学者，在信息检索技术，大数据运用方面，都非常擅长。现在信息畅通，网络工具很强大，给做学问带来很大的便利。但是在写作能力方面有不少欠缺。有的时候，且不说文采，连基本的文句都不通。有时候我很疑惑，为什么一些年轻人的词汇怎么就那么贫乏，如此缺乏文字敏感度。我曾经见过一个学生的论文，仅仅在导语摘要部分，就一连重复用了十几个“研究”，好像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词语如此贫乏。
封面新闻：那你会建议他们具体如何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比如说耐心一些，敢于做冷板凳，少一点碎片化，多读点书?
周裕锴：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充分利用时间。我现在经常对我的学生强调一个事情：每天写日记。一方面可以锻炼写作能力，先不要找借口说自己写得不好。先不管写得好不好，先记下来再说。写作水平是可以不断提高的。另外一方面，也是在记录你自己的人生。有些人，活了大半辈子，回顾往事的时候，发现什么也想不起来，好像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每天的日记记录就是生命的trace（痕迹）。不管时代如何变换，我们每个人把自己一生好好记下来，那么，对于未来的人，这些日记集合起来，就让一个时代的面貌就出现了。
人物简介：
周裕锴，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学会会长。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潜心唐宋文学及禅宗文化研究，精研惠洪《石门文字禅》二十余载，出版有《宋代诗学通论》《石门文字禅校注》，参与编著《苏轼全集校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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